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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一份某地举办活动的通知,三四页纸数千字,除了文末的开会时间、地点、联系方式有用之外,通篇几乎尽是些多而无当的话语。明明三四百字能够说清楚的事情,却偏要整出个长篇大论来。
河南某市发生一起火灾,263个字的通报中,有165字都在介绍“各级领导重视”,而对公众更关心的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,却仅有“暂无人员伤亡,事件原因正在调查”寥寥14个字,惹来舆论不少批评。
该直截了当的非要注水拉长,该详细说明的却寥寥数语搪塞,真是当短不短、当长不长。《庄子》有云:“长者不为有余,短者不为不足。是故凫胫虽短,续之则忧;鹤胫虽长,断之则悲。”大意是说,野鸭子的腿虽然很短,但给它接上一截它就要发愁;仙鹤的腿虽然很长,给它截去一段它就要悲伤。这道理同样适用于写文章。
改进文风的大背景下,一些地方为什么还是“公文看不尽、会议开不完”,以致看文件的人头晕目眩、听会的人叫苦不迭?那些“把野鸭子的腿加长”的文章,又究竟长在哪里?表面上看是穿靴戴帽、铺陈罗列、言之无物的内容挤占了纸张,实际上是错误心态和作风充胀了体积。
有的人觉得文章越长、作报告时间越长就越有水平,所以写文章喜欢往长了写;有的领导认为讲长话就是对工作重视和认真的表现,给哪个部门讲的话长就是重视哪个部门,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,所以短不下去;还有的同志认为讲大话、空话、套话、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,所以改的动力不足……这样的作风和心态不改变,耽误的是工作,影响的是效率,损害的是百姓利益。作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,必须一改到底。
短往往更能体现水平。东晋书法家王珣的《伯远帖》,虽只有寥寥五行,47个字,却成故宫镇馆之宝。毛主席起草、周总理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,不过114个字,却纵横千年、气象磅礴,成为振奋民族之强音。1975年,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,一共只有5000字,“也很管用”。话不必多,说透就行;文不在繁,管用就成。
提倡写短文、讲短话是当前改进文风的主要任务,但也要警惕一些地方“把仙鹤的腿截断”的情况。提倡“短实新”也不是说不管什么文章短的就一定比长的好。实事求是、言之有物是根本原则。有些文章即便很长读者也愿意读,因为事关重大、信息丰富,没有冗长沉闷之感;有的信息公众很关心,就应该详细交代,不能敷衍。可见,文章因时而著,是长是短要看实际需要。这个需要,取决于读者。
文无定法,衡量某篇文章文风好坏,从技术上似乎没有一定的标准。可如果回到“服务读者”这一写作的根本逻辑起点上来,就能清楚地认识到,评判文风好坏最权威的专家不是别人,正是最广大的读者。文风好不好,群众说了算。反对一切言之无物的空谈,减省一切冗长无用的笔墨,有一说一,务求实效,文风改进的成效才会与群众的感受相匹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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